关于党内法规多重属性的观点，目前占据主流地位，但是有些性质或属性的含义还需要辨明，什么是政治属性、什么是制度属性、什么是意识形态属性、不同属性之间是什么关系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论证、澄清。

如此，方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标准落后的现象。这就表明了国家对团体标准的支持立场，同时也明确了团体标准的任意性效力。

而企业标准作为另一种民间标准，在法律上只是说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制定（第19条），其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第21条），此外在制定标准上就没有实际的规范要求。但由于技术标准存在公共性，得到采用的民间技术标准应当在制定时遵守正当程序要求，确保多元利害关系得到合理调整。企业置身于市场之中，了解产品的技术问题和市场需求，最有可能、也最有动力去设定技术标准。国家可以将技术标准规定为性能标准，确立规制的目标、功能要求、性能要求，而将具体的标准、规格、方法等交由民间技术标准来完成。民间技术标准与官方技术标准大致存在以下三种关系：第一是转化关系。

民间技术标准在官方技术标准颁布实施之后即行失效。在利用民间技术标准时，行政机关不能无批判地盲目信赖民间机构具有专门性及利益调整能力，而有必要从确保公正性、科学的客观中立性、透明性及利害多元性的角度对标准制定过程进行控制，同时严格对所制定的民间标准的可接受性进行评价。法律实证主义的社会命题能够经受各种检验，成为最大程度的共识，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

司法活动在国家法律运行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西方国家历史上很多法律来源于法院判决，公民之间的一些重大纠纷也通过司法解决。（二）中国共产党的法认识论与党内法规的中国法属性 我们将根据上述中国共产党的法认识论，来分析党内法规是不是中国的一种法。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又恢复了法律多元主义的认识。在此之后，党内法规从党的文件中经历了三次分离，最终于2012年随着《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的发布，党的文件分化为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非规范性文件三个类别。

中国法 党内法规的性质或属性，是党内法规的根本问题，也是最早受到关注、争议最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因此，国民党全部法律只能是保护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是镇压与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武器。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提出了党内法规体系概念，但也没有定义何为党内法规体系。考察中国的法，必然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法认识论。这段讲话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法的基本认识。这是法律多元主义最大的问题。

（一）法学思想中的法认识论 法学思想中的法认识论，主要围绕法律是什么，即法律的概念展开，这也是法理学研究的首要主题。《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通过这种革命批判的方式，中国共产党的法认识论逐渐形成。

轻率地定成法，制定了又行不通，就不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5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1996年2月8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市场经营活动的运行、市场秩序的维系、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以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法律的引导和规范。

并且，软法理论主要用于国际法领域，能否直接用于分析党内法规，这本身还需要论证。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指出：立法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不能从愿望和想当然出发，不能从本本和概念出发。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法律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政法工作的早期主要领导人董必武指出： 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以前，我们党在领导法律思想工作方面的工作是较薄弱的一环。法律多元主义致力于破除现代法学界主流的国家法中心主义思想，质疑国家法是否如同现代法学界所说的那样重要，并提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立场视角，论证国家法仅仅是诸多法律的一种，把法律与社会规范、习俗、道德、宗教教规等相提并论，强调其他规范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基于法律多元主义，主张把党内法规纳入法的范畴。法与其他调整规范的区别在于其权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法体系，是基于立法环节提出来的。三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是否只能使用法的名称？面对这些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对法的认识又进行了调整。

目前最流行的观点是多重属性论，认为党内法规既具有法律的性质，也具有其他性质。当代中国的法，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法认识论加以判断。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第2条第2款规定，规范性文件是指党组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反复适用的文件。部分党内法规之所以不对社会公开，是因为公开可能会影响党和国家的安全，这个道理与部分军事法规不对社会公开一样。

论证党内法规是一种法，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又有着重大实践意义。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继续把法律视为政策文件之一。既然如此，中国的法律就是中国人民通过中国的社会实践辨别出来当做法律的社会现象。所以，判断某一类社会现象是否为中国的法，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认识。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指出，宪法在国家制度体系中具有统领性和最高法源性。1982年宪法对1954年宪法确立的立法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除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之外，还赋予全国人大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制定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权力。

一是既然只有全国人大才能制定法，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令和决议、国务院制定的决议和命令等处于什么地位？二是全国人大每年仅召开一次会议，会期也很短，无法满足繁重的立法需求。从实践看，革命法制具有两大特点。

党内法规最初也属于党的文件，为了突出强调某些文件的权威性，党的领导人创造了党规党法的称谓，使其与其他文件相区别，这一区分始于1938年。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在传统的法学思想之外催生了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律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即所谓的法律与社会科学理论。

一旦某一共同体把某类制度性事实命名为法律，那么这类事实就将作为法律而存在，其地位和功能都来自该共同体的集体意向性赋予。（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法认识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法认识论处于萌芽和探索阶段。在调整党务的三类规范中，唯有党内法规拥有特定的名称和形式，即党内法规的名称为党章、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一般使用条款形式表述，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为编、章、节、条、款、项、目。自然法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古希腊时期，在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和启蒙运动时期持续发展，19世纪以来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的兴起等因素的影响而走向衰落，二战之后又开始复苏，形成了现代的自然法学。

这些法学思想都涉及法律是什么之争，根据立场可以将其归为法律实证主义与非法律实证主义两类。例如，在二重属性论中，有的学者认为党内法规具有法律与政策二重属性，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党内法规兼具党性与法律性双重属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法治从方略上升为思想，地位得到了进一步跃升。正是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统一分层次的立法体制，赋予其他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一定的立法权力，并且根据形势需要不断地放权，内地经济特区法规、监察法规、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等新的法律形式才有了形成空间。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下决心树立法的权威地位，将党的政策尽可能地转化为法律。（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法认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法的认识更加成熟，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最新理论成果。